分享到微信
金融 作者:马晓龙 编辑:顾彦 2021-04-15 14:12
[亿欧导读]

网络互助能否等到监管落地的那一天?

保险

题图来自“收费图库”

在过去的一年中,网络互助用十年构筑起来的阵地,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,从公众视野中加速“坍塌”。

2020年8月,上线300天的百度“灯火互助”宣布关停;2021年1月,撑了一年半的美团互助“因业务调整”而关停;2021年3月,仅相隔两天,成立近5年之久的行业老二水滴互助、行业老三轻松互助,最终也没有挣脱关停的宿命。

至此,成员规模排名前三的千万级互助平台,仅剩相互宝仍在艰难地运营。

2020年11月第1期至2021年4月第1期,不到半年,相互宝分摊人数自顶峰时期的10580.35万下降到9265.62万,减少了17.2%;帮助成员从3441人增加到4032人,增加了12.4%;人均分摊金额增长33.8%。

网络互助仿佛掉进一个恶性循环的漩涡:成员不断流失——导致整体患病率相对上升——人均分摊金额上涨——导致成员进一步流失,循环往复。

人们开始担心,相互宝会是下一个关停的对象吗?

2021年4月12日,金融管理部门再次约谈蚂蚁集团,提出“蚂蚁集团整体申设为金融控股公司,所有从事金融活动的机构全部纳入金融控股公司接受监管”,这意味着相互宝将面临更为严格的监管和更大的不确定性。实际早在2020年10月,蚂蚁集团发布招股意向书时就透露,若相互宝无法满足合规性要求,将会从蚂蚁集团剥离出去。

部分网络互助平台乘兴而来,失望而归,所剩无几。摆在它们面前的,似乎只有两条路:想要活下去,就要满足日趋严格的合规性要求;否则,只能选择剥离或关闭。哪一条路都不好走。

本文尝试解读:网络互助由盛转衰为何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,是否一定会走向覆灭?如何破解网络互助中存在的恶性循环?现存的互助平台还能否等到监管落地的那一天?

有名无份

2020年3月5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》,将医疗互助与基本医疗保险等,共同视为多层次医疗保障制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,直接肯定了网络互助对于缓解保险保障不足等难题的积极意义。

据国家医保局公布的《2019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,2019年参加全国基本医疗保险达到13.54亿人,职工医保、城乡居民住院费用报销水平提高到60%以上。

基本医疗保险是由政府主导的福利性制度,说到底只能做到广覆盖,难以做到深度保障。但一场大病花费三五十万是常有之事,按照60%的平均报销水平,个人仍需负担二三十万,这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负担不小。

来看两组数据:

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3万元,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;

据瑞士再保险、招商证券(香港)数据,2019年中国寿险密度(统计区域内常住人口平均保险费的数额)为1540元;

占中国人口总数40%的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,大概率不会拿出两个月的收入购买商业保险。但是因病返贫的风险始终存在,基本医疗保险无法满足、商业保险又没有能力购买,该如何转移风险?

2016年6月22日,当时的保监会正式批准筹建国内首家相互制寿险机构“信美人寿”,标志着相互保险成为“正规军”入列保险家族。相互保险需要用户先购买产品,形成资金池用于随时进行理赔,最大的特点是低门槛。

据ICMIF数据,2016年全球相互保险规模55万亿元,占全球保险市场26.8%的份额。但直到2019年,信美人寿全年保费收入还只有20.11亿元,在当年全国保险保费收入4.3万亿元中占比不足0.05%,几乎可以忽略不记。

国内相互保险比起欧美地区晚了200余年,发展仍然处于起步阶段,用户教育更是任重道远。很多人都不了解这种听起来较为新鲜、实际已经存在很久的保险形式。

其实早在信美人寿获批筹建五年前,一种类似相互保险的民间互助组织网络互助就已经出现。因母亲癌症去世、父亲大病残疾,张马丁在探索了四年后,于2011年创立了康爱公社,开创了“事后分摊”的医疗互助模式,是国内网络互助的鼻祖。

利用网络低成本获取流量、门槛较相互保险更低,有利于处于萌芽时期的网络互助迅速发展,但其实际发展进程受到政策监管的深刻影响。

2016年,网络互助平台e互助、轻松互助、水滴互助相继成立。

2016年12月26日,也就是国内互助保险推出当年,保监会专项整治以网络互助计划形式非法从事保险业务,监管把网络互助和保险划清界限,并指出网络互助存在的行业乱象——违规宣传、违规经营、变相或实际经营保险业务。此后的2017-2018年,新成立的网络互助平台大幅减少。

2018年,半路出家的互联网巨头开始杀了进来,蚂蚁集团、京东金融、滴滴出行、苏宁金融、360、美团、58集团、百度、新浪,都独立或以合作的方式推出网络互助。

2020年9月8日,银保监会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局在《保险业风险观察》上撰文称,网络互助行业目前处于“非持牌经营”的状态,涉众风险不容忽视。因此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,网络互助平台上演“关停潮”。

可以看出,监管正逐步规范野蛮发展的网络互助平台。但自诞生到现在,网络互助始终有名无份,没有等到监管的落地。

死于规模

网络互助从兴盛到没落,前后不过三五年时间,监管的态度(从鼓励到警惕)固然重要,但不是决定性因素,根本原因是死于规模。

互联网讲究流量和速度,通过烧钱短时间扩大市场规模、战胜竞争对手,拼多多、极兔快递的崛起都是成功案例。网络互助虽也借助互联网,但不可忽略的是其公益属性,安全性的优先级理应高于流量或速度。

回溯一下已成立的网络互助平台:水滴互助、轻松互助均在2016年上线,水滴公司创始人是美团“18号员工”沈鹏,曾负责美团外卖地推团队的组建,轻松集团创始人于亮媒体人出身、杨胤则是互联网营销出身,曾负责IBM互联网营销策略、IDG中国会展。三位身上都有着浓厚的互联网基因,自然用互联网的打法来做网络互助。

效果是显著的,水滴互助、轻松互助会员规模数倍于康爱公社,仅次于后来的相互宝;问题也是突出的,双方地推人员为了自身业绩,在医院扫楼时发生冲突;有人伪造筹款人信息,骗取公众爱心;用户被平台强行引流消费,带来困扰。这些都引发公众的质疑,也在透支用户对平台的信任。

2018年躬身入场的互联网巨头,更是直接瞄准网络互助低价获取流量的优势,将其作为拓展流量场景的业务。毕竟网络互助平台赚的只是管理费,想要靠此业务赚钱不太现实,这点钱对于互联网巨头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。

截至2019年底,中国网络互助覆盖人数达1.5亿(艾媒数据),这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加持。但人数的剧增,也让平台的风险越来越高——

前期,网络互助凭借低门槛特性,迅速积累了大量用户,由于平台初始用户数量较少、赔付滞后有等待期、逆向选择风险较小,在快速发展期累积风险不明显;

中期,平台用户数量累计到一定程度基本见顶,再加上经过等待期,赔付和逆向选择风险增加,累积风险逐渐显现,赔付环节矛盾变多、平台可能会变更条款;

后期,逆向选择风险持续增加,患病风险更高的用户不断加入,患病风险更小的用户不断流失,平台用户数量开始减少,被帮助成员数量在增加,人均分摊金额随之提高,进一步增加逆向选择风险,网络互助由此陷入恶性循环。

那么,康爱公社又是如何“熬死”水滴互助、轻松互助和一众互联网巨头,相对平稳地运行十年呢?其实也是因为规模。

目前,康爱公社会员数量275万,人均申领互助金是相互宝的1/3,人均分摊金额较相互宝也更低。用户数量基数小、用户数量增长较慢(10年做到275万,相互宝仅用2年就做到1亿)、人均分摊金额较低,使得康爱公社运营风险较低,被行业公认是自律、合规的典范,确实有希望做“百年公社”。

但康爱公社也无法避免网络互助存在的共性问题——在知乎上,仍然有不少用户提问:康爱公社坑吗?可靠吗?是一个骗局吗?为什么最近付费越来越多?

呼唤监管

没有一个平台愿意重走P2P被“一刀切”的老路,但是日益密集的“关停潮”又让人不得不警惕。

作为一个网络互助平台,当然希望在监管框架下,名正言顺地合规运营。但现在的情况是,网络互助缺乏相应的监管,相关政策也不明朗,关于平台的定性有很多说法。

在监管落地之前,关停真的是大多数平台的唯一归宿吗?

对此,亿欧EqualOcean认为:

处于发展前期的平台,应当摒弃互联网“多、快”的思维,有意控制用户规模、增速,匹配相应的风控措施与合规流程;

处于发展中期的平台,用户规模已经触及上限时,各种潜在风险开始显现,平台也可以寻找风险转移的手段,比如利用保险兜底、加强事前甄别降低恶意骗保概率等;

处于发展后期的平台,可以选择与金融机构合作,从而分担用户赔付压力、控制逆向选择风险,度过这个时期后,平台存量用户的赔付率将趋于稳定。

回顾发展历史和剖析平台现状之后,我们认为网络互助行业的未来或将呈现以下几个趋势:

“关停潮”持续上演——这是良币驱逐劣币的正常表现,对现存平台提出更高的要求,一定会有运营良好的平台活下来或诞生;

从网络互助用户数量和体现的价值来看——不会重演P2P的悲剧

未来行业大概率会有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——有分析说网络互助或将持牌经营,我们认为可能性较低,原因在于牌照代表着垄断性和稀缺性,是国家金融领域参与者的标配,目前网络互助还游离在保险之外,如果持牌经营应先明确监管单位;

监管落地或许已在路上——监管也在循序渐进,先出清不合规的玩家、再出台相应监管措施可能性较高,一步到位的概率较小。

网络互助的十年不会如一场梦,风雨过后,监管的彩虹一定属于最终的胜利者。

本文来源于亿欧,原创文章,作者:马晓龙。转载或合作请点击转载说明,违规转载法律必究。

网络互助互助保险网络监管保险相互保险